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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与废肉刑
2014-08-21 23:29:53 来源:本站整理 作者:刘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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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易中天、王立群教授进一言


    不知两位教授想到没有,随着中华的崛起,汉语的普及,日本、韩国、欧美等囯的学府和早就存在的汉学研究机构亦为之一振。

    我们趣味盎然地在听《百家讲坛》,他们却以职业的高度敏感性在关注《百家讲坛》!遑论台湾、香港还有很多以史为业的内行!

    你们的讲座,不应视作个人行为,更不是在“说书”,而应看作一定规格、代表大陆学术水平的论坛!所以千万不能讲错!

    个人贻笑大方事小,让外人瞧不起本土的史学水平事大,而谬传子孙事更大。

    所谓“讲错”,是指对古代文献中字、词、句的理解不应错,尤其史料的引用、出处,不能出现张冠李戴之错。

    至于观点性的,例如有人说“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而两位教授都说他是“无赖”、“流氓”。这些,可以探讨,可以争论,甚至辩论。百家讲坛嘛,尽可各抒己见。

    例如,我不同意易中天的一些观点,能有把握指出他“讲错”之处,就撰文发表,故有《与易中天商榷》之一、二。

    王立群教授的讲座,相对严谨一些。但备课不慎,小错多多,倘要细拈,吾则为吹毛求疵之徒!何苦乃尔?但张冠李戴之大错不可有!

    王教授讲吕后,最后一讲时,曾这样讲:“以上讲了许多吕后的许多坏处和秽政,但吕后还是做了一些好事,她还是有德政的。如果我不在这儿讲,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所以我得讲讲。”

    央视字幕:1、废三族罪;2、废妖言罪;3、废除对商人的限制。

 

    一、是谁废的“三族罪”?

    罪有“有、无”,不存在“废、立”问题。从来只有“有罪”或“无罪”之议,而没有“废罪”、“立罪”之说。这是语文问题。

    古今中外,治罪皆先定罪名,如盗窃罪,贪污罪、刹人罪……然后再依照当时、当地的法律条文论罪;即使同一罪名,亦得根据罪行轻重而量刑。

    “废除死刑”是废法而不是废罪。故只有“废法”之议,而无“废罪”一词。即使“赦其无罪”或“特赦”,是有罪而不服刑而己。

    王教授的“三族罪”,他想讲的是“叛逆谋弑,夷三族”之史实。夷者,平也,杀尽也。

    “叛逆谋弑”是封建时代最大的罪名,“夷三族”是夏、商、周、秦、汉以来定罪后量刑的法律条文。史称“连坐法”。

    王教授或许由于备课匆匆,将废除“连坐法”说成“废三族罪”,一时失察,其情可谅。

    关键在于是谁废的此法?

    是汉孝文帝,不是吕后!



    二、废法经过

    吕后于-179年7月辛巳日去世,汉宗室及大臣们9月28日晚杀粱王吕产于未央宫郎中府厕中,吕后之妹吕须被拖至街头鞭笞至死,尽诛在京吕氏,史称“蹀血京师”;9月29日追杀赵王吕禄于亡命途中;其后使人杀燕王吕通。吕后及三个吕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四人帮”。

    经三邀四请,刘恒于-179年10月下旬才登位,11月遣其舅父薄昭迎其母亲薄太后由代国至长安。


    据史载:“十二月,皇帝说:‘法律,是治理天下的依据,是禁止暴行而引导百姓向善的条文。现在有人犯了法,己按罪论处了,却让没有罪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连同治罪,甚至藉没为奴,朕很不赞成。你们讨论一下吧

    (是否废除连坐收孥之法。)”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己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同胞)坐之,及为收孥,朕甚不取,其议之。’”)

    主管司法的大臣们都说:“百姓是不能管好自己的,所以才立法以禁之。连坐、坐收之法,旨在牵制不法之徒,使他重视犯法的后果而不轻易触犯。此法由来己久,还是老办法合适。”

    (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來远矣,如故便。”)

    汉文帝刘恒说:“朕以为,所立之法,如果正确,则民诚实而守法;所罚之罪,如果恰当,则民服从而无怨。管理民众并引导他们向善的,是官吏。现在的官吏既不能 引导他们向善,又以不当之法加罪于民,是反害于民而成为施暴者!这怎么能禁止犯法呢!朕实在看不到有什么合宜之处,再商议—下吧!”

    (“朕闻法正则民悫,(que,诚实)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

    众臣皆曰:“陛下加大惠于天下黎民,恩德至盛,非臣等所能及也!请陛下颁诏,废除收孥之法及连坐的相关律令!”

    (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孥诸相坐律令。”《孝文本纪》)

    汉文帝提议废除的是两条法律:连坐法和收孥法。   

    “连坐法”又称“连株法”,“一人犯法,株连九族”是说书人夸大的说法。要看你犯的什么罪,小偷小摸,不会株连他人。刹人者偿命,亦不会满门抄斩。

    以严刑苛法著称的“暴秦”,还是讲道理的。例如泗水亭长刘季纵囚,犯了死罪,在没抓到刘邦之前,吕雉坐牢抵罪,这就叫“连坐”。

    “收孥法”是针对重罪制定的。“收孥”就是将家小全部“籍没为奴,充入公家。”(春秋时就有“公家”一词)用今天的话讲,“籍没”就是注销户籍,你全家都不再是“民”,而是“奴”了。

    “连坐”与“收孥”有成文的条律,故有司曰:“ 除收孥诸相坐律令。”

    至于“夷三族”,则是犯了弥天大罪、依据“连坐法”的判刑结果。故不存在“废三族罪”,只有废连坐法。

    古代奴隶的主要来源有二,一是战争俘虏,二是“收孥”。

    公元前179年12月,刘恒即位仅一月余,就废除了自夏、商、周、秦凡2600年以来的连坐、收孥法,从而终止了奴隶的来源之一。

    这比1861年林肯废除黑奴制、沙皇尼古拉1861年废除农奴制,整整要早2040年。



    三、为什么?

    历史这门科学的责任不是告诉人们“是什么”或“怎么样”,重要的是要我们更深层地揭示“为什么?”

    刘恒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顾大臣反对,坚决废除“连坐”、“收孥”两法,这与他母亲有关。因为她母亲就有“连坐收孥”的切肤之痛。

    王立群教授讲,薄太后是为刘邦洗衣服的,刘邦叫她来睡了一夜,生了个儿子就是汉文帝。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

    薄太后的父亲薄某是吴地人。秦时,他与魏王族的宗家女魏媪交好,生薄氏女。秦末大乱,魏豹接替其兄魏咎当魏王后,魏媪将其女送入宫中当宫女之类,混口饭吃。

    楚汉战端一开,魏豹先在汉王一边。汉二年4月,刘邦联合五国联军56万人攻入彭城时,魏王豹就在其中。5月项王大败联军后,魏豹先中立,继而联楚攻汉。后来,汉王遣韩信和曹参虏得魏豹,刘邦指示不杀。

    汉三年5月,汉王令魏豹与周苛、枞公守荥阳。楚军攻急时,周苛、枞公说“反国之王,难与守城。”于是8月擅自杀了魏豹。

    汉承秦制,依“连坐收孥法”,这位与魏豹仅有一点血缘关系的薄氏女就被“籍没为奴”,被押至汉王的临时首都雒阳,“输织室”—派到织室做工

    “织室”是汉朝掌管皇室丝帛织造和染色的机构。

    “汉王入织室,见薄姬有色,诏内后宫,岁余不得幸。”汉王竟把薄氏女忘了。

    入后宫后,薄姬与管夫人、赵子儿相好,“约曰:‘先贵无相忘。’”

    有一天,“汉王坐河南宫成皋台,此两美人相与笑薄姬初时约。汉王闻之,问其故,两人具以实告汉王。汉王心惨然,怜薄姬,是日召而幸之……一幸生男,是为代王。”

    代王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汉文帝。

    刘邦的第一个儿子是婚前与曹氏所生,第二个是吕后所生,第三个是戚夫人所生,薄夫人生刘恒时,刘邦己54岁了。

    吕后被掳入楚营当人质三年,这三年中,刘邦得了第三、第四子。看来,刘邦“好色”有限。

    从薄氏女—宫女—奴隶—薄姬—薄夫人(生儿育女后才称为夫人)--代国王太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位皇太后,有很大的偶然性。薄太后的前半生是很不幸的,她对连坐收孥法是深恶痛绝的。薄太后对汉初的政治文化影响相当大,故有“文景之治”,在此不表。

    在此得出的推论是:汉文帝废除连坐法和收孥法,应是薄太后的主张。是否成立,请教于大家。



    四、是汉文帝废除的“以言治罪”法

    这事发生在汉文帝三年4—8月。

    皇帝说:“古代治天下,朝廷设有让人们提建议的旗帜,立有批评时政的木牌,这是为了使治道上通下达,从而招徠进谏言的臣民。现在法律中有诽谤妖言之罪的条文,这就使众臣不敢畅所欲言,而我也无从得知我的过失,又怎能招徠远方的贤良之士?把它废除了吧!”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紧接着他又说:“有的老百姓聚在一起用妖术诅咒皇上,其后又互相乱揭发,官吏以为大逆不道。如果还有其它怨言,官吏们又认为是诽谤朝廷。这是小民愚昧,不知不觉地犯了死罪,我认为不可取。从今以后,犯了这两条的都不追究治罪。”

    (“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它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不听治。”)

    想起文革期间的“恶攻罪”,我们真得向老祖宗学习。

    综上所述,王教授讲的“废三族罪”和“废妖言罪”,都不是吕后废的“罪”,而是汉文帝废的“法”。



    五、关于“废除对商人的限制”

    这一条,王教授没有多讲,一两句带过,似有必要说一说。

    周武王灭商后,商国臣民全部沦为奴隶,这些人通称为“商人”。

    “商人”没有土地,什么都没有,被视作牛马,只能搞运输。

    物资丰富后,有流通的必要,有一门行业专搞南北贩运,牟取价差。

    这些人不是象“商人”一样将货物驮来驮去吗?因此,南贩北运的生意人就被称作“商人”,此业为“商业”,经营此业谓“经商”。这就是“商人”一词的由来。这个词己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古代以农为本,士、农、工、商四业中,“商业”不事生产,视为“末业”。秦时就对商人有种种限制,“重农抑商”长期作为国策。

    古代是将“商”、“贾”分开的。行为商,坐为贾。贾者,依门市也。究其本质,商、贾实为一家。

    “天下己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这里的“贾人”是否包括“商人”?太史公治学严谨,没写“商”,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商人长途跋涉,难免要乘车。

    “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复驰商贾之律”是讲放松了对商、贾的一些限制,笔者臆为,你要穿穿絲绸,坐坐车,官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追查你是不是商贾之类、不治罪而己。但重新作了一条前所未有的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市井”犹市场,这是指商、贾之人的子孙不得作官。而刘邦时的骑兵“司令”、吕后时的大将军、文帝时的太尉、丞相灌婴就是绸贩出身,刘邦时没有这条歧视性的限制。

    这一条限制直到汉文帝时才废除。例如汉初名臣张释之,其二哥张仲就不想让这个弟弟做生意,出大钱为张释之在宫中捐了个“骑郎”—皇帝出门时的骑马警卫。这个 小官,得家有五百万钱—五百斤黄金的资产,才有资格捐。张释之经袁盎推荐,文帝逐步提拔,最后位至九卿之一的廷尉—司法部长。



    六、法、罪、刑是三个概念

    王教授讲“三族罪”的执刑时说,不是简单地将三族之人杀光了事,而是分为七个步骤:面上刺字、割鼻、断足、断肢、(字幕显示为“断止”,但王院长讲明了是砍断双手。)斩首、梟首、最终剁为肉醤(例如彭越)。

    真令人不寒而栗,幸亏这不是事实。

    严刑苛法,秦为最烈,其刑亦不过为五。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专案组组长”是赵高。“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这是说,李斯的罪应俱受五刑。

    哪五刑?

    墨—脸上刺字涂墨,又曰“黥”;劓(yi)—割鼻;刖(yue)—刴脚;宫—男摘睪丸女幽闭;大辟—砍头。

    五刑之中没有“断肢”,而是“宫刑”。

    李斯是中囯历史上唯一“具五刑”的人。正如判了死刑不会再判无期一样,故行刑时,并没有叫李斯一一领略五刑,而是“论腰斩”—五刑合并为腰斩。这是一种最痛苦的死法,因为腰斩后一时不会死,还有意识。那时并没有“凌迟”的剐刑。

    枭—枭首示众,把头挂起來让人观看,旨在杀鸡驯猴。

    “彭越俎醢”(hai),刴成肉醤古称为“醢”。似只此一人。

    “枭”与“醢”都不是刑法,人都死了还施什么刑?英语里称为show(秀)--展示、给人看。当代从港、台引进的的词汇称为“做秀”或“作秀”。

    由此可见,王教授将“法”、“罪”、“刑”三者搞混了。概念是思维的基础,概念错,论述难正确。



    七、仍是汉文帝废除了肉刑

    汉初肉刑有三:黥、劓、刖,没有七种。至于汉武帝宫刑太史公,那是他反了他爷爷汉文帝。

    汉文帝“4年中”,(另一处记作13年5月)汉文帝一手把三条肉刑全废了。这里,还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

    齐国有个名医叫淳于意,太史公将他和春秋时的扁鹊合列一传。这是《史记》中仅有的两大医家。

    淳于意当时为官齐国的太仓令—掌管粮库的官员,史称“太仓公”。太仓公不知犯了何罪,当受肉刑。

    汉时,诸侯国没有行刑权,更没有刹人权,必须押解到中央复审后才能执行。

    太仓公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押送走时,太仓公骂其女道:“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家有急事,女儿没有用啊!)”他的小女儿叫缇萦,约14岁,或许为了证明女身未必不如男,“乃隨其父至长安”。

    到长安后,缇萦直接给皇帝上书:“我父为吏,齐人皆称其廉洁公允,现在犯了法,要受肉刑。令我哀伤的是,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原,当他们要改过自新时,己无路可走了。我愿籍没入官府,终生当婢女,以赎我父之肉刑,让他有自新的机会。”

    (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听说有虞氏时代,只给犯罪之人涂涂画画衣冠,让他们穿上绘制过的衣服以羞辱,民众就不犯法了。为何如此?治道至善至 极也。现在法律中有三种肉刑,而奸邪不能禁止,问题出在哪里?难道不是由于我德行浅薄而教化不明吗?我深为惭愧,这是由于教导无方而陷民众于罪孽啊!《诗 经》说:‘善良君子,民之父母。’现在人有了过错,不加以教育就施以刑罚,有的人想改恶为善,也无路可走了,我非常怜悯他们。这些刑罚断人肢体,毁坏肌 肤,终身不能复原,这是多么痛楚而无恩德之举啊,安能说这是为民父母的心意?废除肉刑!”

    “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 (lu,羞辱),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 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 哉?其除肉刑。”

    当代社会,公益性的教育己产业化,救死扶伤的医疗己企业化,当学术欲商业化时,当售以“真学”!韩国的黄禹锡搞“伪学”,终为天下笑。治学不可不严,讲学不可不慎,此乃吾欲进两学长之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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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汉文帝 肉刑 责任编辑:鲁-刘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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