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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节(一)
2010-03-31 11:41:25 来源:网路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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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边塞诗人常常在诗中以汉代唐,并多次提到汉代的军伍英雄,以往评论者多将此视为一种修辞方法,或认为是诗人就一事而发感慨。笔者则认为,唐代边塞诗人对汉代情有独钟,既有唐代复杂的社会原因.又有汉代军伍文化传承的原因。它虽然通过诗歌反映,但并不是语言现象,而是文化现象。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厚重的历史意识。
 
  汉代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强盛的朝代。汉唐有许多相似之处:国势强盛,疆域辽阔,都是刚刚结束纷争的局面而定都长安,同时又都面临着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威胁。汉代的边疆保卫战和开疆拓土常常被后人传为美谈,一大批优秀的军伍英雄被后人奉为楷模。卫青、霍去病、李广、李蔡、张骞、傅介子、马援、班超、窦宪等人物,雄姿英发,战功卓著,成为功名的化身和人们崇拜的偶像。唐代开国以后,北方少数民族南下,致使边塞战争不断,社会的尚武氛围相当浓厚。比较而言,唐代诗人比以往朝代诗人要活跃得多。他们关心国事,注目边塞,渴望在盛世做一番事业建功立勋。在时代的呼唤下,他们摒弃了读经应考入仕的老路。因为他们大多出身寒微,仕途之路坎坷崎岖,“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1],“尚有芹心,无因见明主”[1],“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1]。边塞战争的兴起,使他们看到了一条光明之路,军中将士的功业使他们跃跃欲试。在他们看来既然“无由谒天阶”[1],倒不如走军旅之路实现他们的梦想;而军中主帅也需要文人到幕府中来,高适《送董判官》:“幕府为才子,将军作主人”[1].即是指此。于是,他们响应时代呼唤,放弃延续多年的传统老路,踏上了文人从戎的新路。火热的激情,异域的风光,战争的场面,渴望与梦想,使他们热血沸腾,豪气冲天。“天子不召见,挥鞭遂从戎’’[1],“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1], “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1],“东走到营州,投身事边将”[1]。在军伍精神的感召和功名心的驱使下,其尚武精神超出以往任何朝代诗人。   

  上述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它只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法国美学思想家丹纳说:“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个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这段话用来解释唐代边塞诗人和整个社会的关系是非常恰当的。确实。呐喊着从军边塞的并不只是诗人,整个社会的人都在憧憬着走这样一条路。除了张扬尚武精神外,整个社会都在从历史当中汲取精神资源,寻求可继承的历史文化。这样,汉代的军伍英雄便非常自然地成了唐代整个社会的一种精神动力。我们可以通过史料看清当时整个社会是怎样把汉代英雄视为楷模,鼓舞着人们走向边塞战场,也可由此看出唐代边塞诗人产生汉代情结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我们首先看史书是如何记载的。

  《旧唐书·魏元忠传》曰:夫有志之士,在富贵之与贫贱,皆思立于功 名,冀传芳于竹帛。故班超投笔而叹,祖逖击楫而誓,此皆有其才而申其用矣。……汉文帝时,魏尚、李广并身任边将,位为郡守。文帝不知魏尚之贤而囚之,不知李广之才而不能用之,常叹李广恨生不逢时,令当高祖日,万户侯岂足道哉。夫以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匈奴畏之,号为“飞将”,尔时胡骑凭凌,足伸其用。文帝不能大任,反叹其生不逢时。此是仪凤年间,吐蕃犯边,魏元忠上书言用兵之事,举出汉代班超、魏尚、李广三名将,希望朝廷举贤用能。《旧唐书·解琬传》称其 “器局坚正,才识高远,公忠彰其立身,贞固足以干事,类张骞之出使,同魏绛之和戎”。以汉代出使西域立功边塞的张骞比之。《旧唐书·刘子玄传》:“至如李广北征,解鞍憩息;马援南伐,据鞍顾盼。”也引出汉代名将李广、马援。《旧唐书》列传第五十三中记述郭虔璀等六边将事迹后评价道:“史臣日:‘郭虔璀、郭知运、王君龟、张守琏、牛仙客、王忠嗣立功边疆,为世虎臣,班超、傅介子之流也。”’将唐代边将比做汉代英雄,评价是相当高的。

  下面,我们再来通过唐代墓志铭的记载,看看在唐代人的心目中,汉代的军事英雄占有多么崇高的地位。温彦博墓志铭称其“如傅介子之斩楼兰,暴胜之静渤海也”。杨顺墓志铭称其 “昔霍去病以功深冠军,益封骠骑,今之此任,无替前规。……(公)投笔以申班燕,弯弧而妙李猿,立事立功,以取富贵”[3]。“班燕”指班超,《后汉书· 班超传》:“相者指日:‘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李猿是指李广,《史记·李将军列传》:“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韩逻墓志铭称其“慕班定远之绝域,慷慨口平;抱马伏波之殊勋,夙兴忘寐”。王思讷墓志铭称其“君亦占募从戎,随广、陵以深入;投名壮籍,逐卫、霍而横行”。靖策墓志铭称其“捐躯许国,慕班超之投笔;向月弯弓,学王粲之从军”。苑玄亮墓志铭称其“战争必克,若卫青之开幕;蛮貊是服,信马援之南征”[3]。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尚武和边塞立功已不是个人兴趣与爱好,而成了大多数人要走的一条道路。据《旧唐书》载:张仲武“少业《左氏春秋》,掷笔为蓟北雄武军使”,李抱玉“少长西州,好骑射,常从军幕”,马炫“少以儒学闻于时,隐居苏门山,不应辟召。至德中,李光弼镇太原,辟为掌书记”,郑云逵“大历初客游两河,以画干于朱此,此悦,乃表为节度掌书记”,杜亚在至德初年杜鸿渐为河西节度使时被辟为从事,哥舒翰任陇右节度使时奏充严武为判官。

  在这种时代气氛的熏染和感召下,边塞诗人走上军旅之路乃是非常光荣而自豪的事情。过去常有人说唐代诗人走向边塞是对社会的一种反叛,实际上,更为确切的说法是,他们的言行是对潮流的顺应,是唐代诗人放宽历史视野、开阔胸襟的反映。唐代诗人从军幕府或游边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罢官遭遣,心情愤郁,从军边塞改变环境另谋出路,如骆宾王被罢去东台详正学士以后,到西北边塞入裴行俭幕府;(二)仕途无进身之阶,只好从军幕府求取功名,如高适入哥舒翰幕府,岑参入高仙芝、封常清幕府,张谓入封常清幕府,李益入李怀光幕府;(三)漫游边地,访察军情,考察山川地理,“歌从军,吟出塞”,鼓吹呐喊,寻找机会,如王之涣、王昌龄等。汉唐相似的时代形势和边塞状况,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几百年前发生在不同时间而相同地域的战事以及那些叱咤风云的汉代英雄,他们认为边塞立功并非只属于武将,文人照样可以在边塞大有作为。唐代边塞诗人确实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汉代文人出塞者少而武将未留诗作,南北朝诗人边塞诗多而又未亲临边塞。唐代诗人既出塞又能写诗,目光和脚步移向了江山与塞漠,浓重的汉代情结也在心中萦绕。如果说跃马扬鞭赴边塞反映了诗人的爱国情怀和渴望建功的雄心,是属于与时代相和相应,那么,汉代情结则反映出诗人在渴望从历史文化中寻求精神力量,使他们的行为更符合已被历史认可的一种价值评判。

  骆宾王《宿温城望军营》说:“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霍顾。还应雪汉耻,持此报明君。”[1]驻足凝望之际,思绪遥接汉代,以班超、霍去病的业绩来激励自己。岑参在《银山碛西馆》中感慨:“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1]希望自己能像班超那样投笔从戎,立功边塞,青史留名。《后汉书·班超传》载:“超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日:‘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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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诗人 汉代 边塞 李白 唐代 责任编辑:鲁-刘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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